2025年11月初，国际舆论因一则消息而波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上突然改变了立场。之前几周，白宫的信号和军事部署都显示可能会进行军事干预，特朗普在公合的强硬言辞更是让局势紧张到了极点。当记者在“空军一号”上询问具体行动计划时，他却简单地否认了，这让国际社会感到惊讶，也使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关注加深。

事情的开端在2025年8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允许国防部对被认定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贩毒团伙采取军事行动，目标是委内瑞拉。美国政府表示，这些贩毒组织不仅向美国输入大量毒品，还通过走私活动加剧拉美地区的不安，导致大量移民涌入美国。为了切断这一“安全威胁”，美军在加勒比海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部署：8艘舰船组队，其中包括几艘驱逐舰和核潜艇，形成了海空封锁。

9月2日，美军首次对一艘运输毒品的快艇开火，击沉目标，导致11人死亡，这个行动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特朗普的“零容忍”言论与这一事件形成呼应。随着军事行动的升级，白宫的表态也逐渐超出了“反恐”的范围。10月中旬，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将进行地面行动，声称打击贩毒集团不需要国会的允许，并授权中央情报局在委内瑞拉进行秘密行动。媒体进一步披露，美军已经锁定委内瑞拉境内的军事设施作为打击目标。

《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一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行动方案已接近最终决定，只等总统批准。美国也加大了对委内瑞拉的经济施压：10月25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对购买委内瑞拉能源的国家征收25%关税，希望通过经济封锁来迫使马杜罗政府就范。当外界普遍预计军事行动即将展开时，特朗普的否认如同一盆冷水，扑灭了战火预期。

11月1日，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被追问时连续否认具体计划，称“没有考虑打击委内瑞拉”。这一反转并不是偶然，而是由于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国内的法律和政治压力是关键。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拥有宣战权，特朗普“无需授权”的说法引发了两党的争论。民主党参议员沃纳批评政府决策不合规，指责法律顾问办公室只告知单一政党行动依据，违反了决策程序；而共和党支持特朗普，表示总统没有越权。加州联邦法院之前裁定，特朗普政府未经地方政府同意派遣国民警卫队参与执法行动违反《地方保卫队法》，这一司法挫折进一步限制了他军事行动的空间。

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特朗普选择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强硬态度，但是军事行动的合法性问题依然存在。国际社会的反应不可小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谴责美军对“运毒船”的袭击，称其违反国际人权法，并呼吁对事件进行调查。拉美多个国家也表达了不满：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指责美军行动导致无辜渔民死亡，称这一行为“捏造战争”；南美国家联盟也发表声明，强调“反毒应该通过执法合作，而不是军事干预”。更让美国感到尴尬的是，委内瑞拉正在积极寻求外部支持，马杜罗政府向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请求帮助，要求提供雷达探测器和无人机来应对潜在威胁。

俄罗斯很快做出了反应，表示将继续支持委内瑞拉，暗示可能提供军事协助。美国如果强行发动攻击，将面临国际社会的广泛抵制。战略资源的利益和成本也是决定因素。委内瑞拉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其重油资源与美国的炼油设施互补。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不仅能减少美国对中东的依赖，还能增强其在全球能源市场的控制力。军事干预的成本很高。虽然委内瑞拉军队规模小，但拥有俄制的防空系统和战斗机，加上地形复杂和民众的抵抗意志强，美军若在此陷入持久战，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俄罗斯在拉美的战略立场和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进一步限制了美国的选择。

特朗普的立场改变并非偶然，而是其决策模式长期积累矛盾的结果。特朗普政府的决策过程高度个人化和非正式，核心权力集中在总统和他的家人及亲密顾问手中，传统内阁官员被边缘化；社交媒体成为政策宣布的主要渠道，推文常常跳过内部的评估程序，导致部门间协调不畅；情报机构的专业建议往往被个人判断替代，缺乏系统的风险评估。2018年，特朗普突然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导致国防部长辞职；2020年，针对苏莱曼尼的行动仅在小范围内讨论，没有考虑到伊朗的反应风险。这次对委内瑞拉的态度转变，正是这种决策模式的体现。特朗普临时根据国内外的反应和军事准备情况调整策略，而非基于长期的战略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