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南京照相馆》中，有一个镜头让人印象深刻，引人探究。

日军攻破南京城后，一队国民党败兵往南京城北的挹江门方向撤退，没料到被把守城门的友军拦了下来。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休，最后竟然演变成了自相残杀的火拼。

这并非编剧凭空虚构的情节，而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

正是这种荒唐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国民党军队更快地全线崩溃，也间接地造成了南京军民被全城屠杀的悲惨结局。

而这一切的发生，都和一个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

一、选错的主将

淞沪会战战败后，国民党军队虽然遭受了挫折，但依旧保留着一定的实力，各路败兵加上南京周边的驻军，总人数还有十多万人。

当时最紧急的任务，是挑选出一位既有威望能镇住中央军和各路杂牌军，又有应变能力，能一边有序地收拢部队，一边制定出针对性防守计划的得力将领。

国民党军队里并不缺少优秀的将领，如果应对得当、用人合适，保卫南京并不是一件做不到的事。

像李宗仁、白崇禧、陈诚、薛岳等人，他们对部队的掌控能力和实战经验，在当时都是一流的。当然，这也要看和谁比较，在解放军面前他们确实难以取胜，但被解放军打败并不能说明他们能力不行。

就算从能力平庸的人里挑选，多少也能选出个可用的，可蒋介石偏偏选了个其中最差的。

李宗仁用“静极思动”来评价唐生智，这句话精准地指出了关键，既讽刺了唐生智的别有用心，也含蓄地批评了蒋介石在识人用人方面的不明智。

唐生智是湖南军阀出身，最大的特点就是出尔反尔。他当年凭借一个师的兵力发家，先后反叛过湖南旧军阀、老上司赵恒惕，还反叛过北洋军阀吴佩孚。参加大革命北伐并融入国民党军队后，又两次起兵反对蒋介石。

只因为他对湘系部队有一定的号召力，资历也比较深，所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系以及北方一众小军阀，都会给他几分面子。

但此人空有名望和资历，却没有什么军事上的远大谋略。宁汉分裂迫使蒋介石下野后，他野心膨胀，看不清武汉政府四面受敌的局势，竟然以武汉为基地出兵东进，想要占领东南地区。结果很快就被南京政府联合各路军阀一起讨伐，唐生智只好通电下野，逃到日本躲避灾祸。

在新军阀的各种混战中，唐生智几乎没有打过什么大胜仗。可想而知，让这样一个人在局势危急的时候担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是多么荒唐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蒋介石千挑万选，却把庸才当成了良将呢？

1937年12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商讨防守事宜。参会的高级将领如李宗仁、白崇禧、刘斐（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作战组组长，相当于蒋介石的作战处长）、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等人，全都不主张死守南京。

他们的理由惊人地一致：南京在军事上是个绝地，东面的门户已经打开，从上海到南京之间没有任何天险和坚固的城池能够阻挡敌军。南京北面又是长江，想边打边退也很困难。

只有唐生智主张死守。

他的话刚说完，蒋介石立刻表示同意，随即任命他担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李宗仁为什么讽刺唐生智“静极思动”呢？原来，唐生智在1930年新军阀混战中失败，遭到阎锡山的部队、陕西的军队和蒋介石的军队夹击，湘军将领何键等人也背叛了他，从那以后，唐生智就彻底脱离了自己经营多年的军队。

1931年从海外回国后，他在各派军阀之间辗转。蒋介石出于收揽湘系势力的考虑，把他安排到国民党最高军事委员会担任一个虚职，多年来就像个政治吉祥物。

召开南京防守会议时，他因为挂着执行部主任的头衔，才得以参与守城事宜的讨论。在会上那样表态，正好营造出一种力排众议、不惜牺牲的民族气节形象。

二、防守战术完全失误

唐生智曾经表态：“如今敌人已经逼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大敌当前，南京如果不牺牲一两位大将，我们不仅对不起总理的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我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战斗到底！”

但他接手南京防守事务后，没有任何积极的举措，从指挥层面进一步加剧了守军的混乱。

守卫南京的国民党军队包括：

中央军：

71军（由王敬久率领，由德械87师扩编而成）、72军（由孙元良率领，由德械88师扩编而成）、78军（由宋希濂率领，由德械36师扩编而成）、74军（由俞济时率领，下辖51师、58师，是各军中兵力较强的一支）、教导总队（由桂永清率领）。

东北军111师、112师。

直鲁联军第二军团的41师、48师。

粤军66军、83军，这两个军各下辖2个师。

川军21军（下辖2个师、2个独立旅）、23军（3个师）。

黔军103师、102师。

还有少量的海军部队。

各军总人数多达十多万，单看数字好像规模不小，实际上战斗力却很低。

一是唐生智多年没有参与一线作战，而且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团队，中枢指挥几乎起不到正面作用。

二是各部队分属不同的派系，很难协同作战。

三是各部队刚刚经历了淞沪会战的血战，大多损失惨重，有的师只剩下二三千人，仅相当于一个团的兵力。而且许多部队仓促补充兵员，士兵大多是新兵。川军、黔军更是如此，不少士兵只有十四五岁，被南京市民称为“娃娃兵”。

四是军种过于单一，基本上都是步兵，只有少量的装甲部队和炮兵，空军、海军几乎损失殆尽，无法形成立体防御。

而对面的日军却是装备精良、海空协同、指挥顺畅、配合密切的精锐部队。这场战役从实力对比来看，本身就充满了悲剧色彩。

但这并不意味着实力处于劣势就一定会失败，或者一定会丢掉南京。中国军队毕竟占据着地利优势，依托熟悉的地形和民众的支持，如果能在南京再坚守三个月，等到大后方的主力部队陆续赶到，南京屠城的命运或许就能避免。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在防守策略上，唐生智采取了最笨拙的节节抵抗、据点死守的方式，把本就有限的兵力逐层分散，沿着几条与南京城墙基本平行的外围弧线布防。

如果这是为了给集结后方主力争取时间，那还情有可原，但当时南京附近已经没有强大的兵力前来支援，把兵力分散出去纯粹是白白牺牲。当然，最大的责任在于国民党最高军事委员会，淞沪抗战打了三个月，后方竟然没有持续调派精锐部队，导致苏南地区几乎成了防御真空。

唐生智做出这样的部署，仍然沿用的是一二十年前新旧军阀混战的战术，兵力调动缓慢笨拙，进攻效率极低，仿佛还处于冷兵器向热兵器过渡的时代，这是他作为旧军阀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

如果能集中一部分精锐兵力，选择日军的一路（日军分三路进攻，既有正面强攻的，也有侧面迂回的）进行打击，即便只能歼灭其中一部分，也能延缓他们的攻势。或者把重兵部署在南京城外某个地方，以此为诱饵引诱日军前来进攻，再调集各部合力夹击，就像台儿庄大捷采用的战术那样。

这些都不是难以实施的战术。

三、最后时刻的糊涂决策

其次是战术层面。

各路部队在外线阵地失利后陆续退到南京城内，依托城墙进行抵抗。这时候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担任南京东部外围阵地防守的粤军第八十三军参谋处处长刘绍武，侦察到日军的兵力配置、活动情况以及指挥部位置后，建议：“以（该军）第一五六师全面出击，打掉敌人的指挥部后，再转向句容西进的敌人进行截击，为南京守城部队争取准备时间。”

但南京卫戍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刘兴却说：“防守都恐怕保不住，还谈什么进攻？”消极地否决了出击方案。

第八十三军参谋长陈文复“以同乡关系，通过电话向唐生智提出同样的建议，也没有得到唐生智的重视。

刘兴是唐生智当年在湖南时的部下，曾经担任旅长、师长，是他的心腹，同样是个缺乏远大谋略的守旧军人。

日军开始进攻城墙的第一天夜晚，防守紫金山的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第一旅旅长周振强，发现山下麒麟门一带各村都有灯火，目标明显，判断是日军的宿营地。他立即把情况报告给总队长桂永清，并和第三旅旅长马威龙、工兵团团长杨厚灿联名建议，集中兵力从紫金山的岔路口地区出击，奇袭敌人后方。

桂永清向唐生智请示，唐生智回答：“现在兵力消耗太多，万一出击失败，守卫南京城的兵力就更不足了。”

唐生智再次否决了部下主动出击的建议。

防守中山门外卫岗、孝陵卫、白骨坟、孩子里、工兵学校一线阵地的第八十七师261旅旅长陈颐鼎，在12月9日也向上级建议：“从孩子里经张家山向小石山敌人右侧后方实施反击”，结果同样以“万一出击失败，会影响防守阵地兵力”为由被拒绝，只能被动地承受敌人的攻击。

防守作战绝不是缩在城里被动挨打，有限度的反击历来是杀伤敌人有生力量、甚至破坏其进攻部署的有效手段。

唐生智一一拒绝了这些建议，那他有什么高明的战术呢？

他没有任何像样的战术，只会表态喊口号，全身上下就数言辞最为强硬。

日军围城期间，唐生智甚至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军队将死守到底。

表面上看很有民族气节，但一些了解情况的外国人很清楚，中国的军阀向来不会把老百姓纳入军事考量，军事失败后数十万平民的安危他绝不会关心。甚至城内十多万将士的生死，也不在这些军阀的考虑范围之内，不管牺牲多少士兵，在他们看来都是理所当然。

正是这种不计代价的麻木与愚蠢，使得唐生智的司令长官部在整体部署上毫无作为，任凭各军、师各自为战，混乱不堪。

那唐生智每天都在做什么呢？

唐生智在指挥、组织这场战役时，完全延续了中国旧军阀的一贯作风，慵懒、疏忽、草率、混乱且仓促，对战斗进程漠不关心。

卫戍司令长官部的参谋程奎朗回忆：“唐司令长官在围城战斗期间，每天傍晚都在庭院里散步，照常让侍从背着大温水瓶、手捧小茶壶和三炮台香烟跟在身边，每隔几分钟就用热毛巾擦脸，品着香茶，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看上去十分镇定安详。”

唐生智当时胃病很重，体力不支，索性连各处阵地都不视察，只靠长官部参谋们的汇报了解情况，对前线局势一知半解。

战斗进行到第六天，大部分城墙已被日军攻占，日军开始向城内推进。蒋介石电令唐生智，如果实在无法抵抗，可以相机撤退以图重整。

唐生智在12月12日下午5时召开的最后一次长官部会议上，命令各军大部突围、一部渡江。

所谓一部渡江，指的是长官部直属部队和宋希濂的78军，因为他们距离长江岸边较近，可以就近渡江。其余部队分别向皖南等地突围。这本来是一个基本合理的命令。但缺乏军事应变能力的唐生智，紧接着又宣布了一个自认为灵活变通的命令：“若无法突围，有轮渡时也可渡江。”

渡江北撤是最便捷的通道，各部队自然蜂拥而至，这直接导致十万大军拥堵在一起，谁也无法顺利撤离。

驻守城北挹江门的第36师宋希濂部，没有及时收到新的命令，仍然遵照唐生智此前“不让一人一枪出城”的指示，阻拦溃兵通过，不仅延误了撤退时间，还引发了各部火拼，秩序彻底混乱，互相踩踏，死伤无数。大量中国溃兵最终涌到下关一带江边，面对的却是冬日里浩瀚的长江江面——所有船只都已遵照唐生智的命令提前撤走了。前有茫茫大江，后有穷凶极恶、紧追不舍的数万日军合围，中国守军陷入了绝境。

12日晚9时左右，以唐生智为首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的官员们，乘坐一艘预先秘密藏在江边芦苇中的小火轮逃往江北。一些军、师级长官也随之逃走，他们逃跑时甚至来不及通知自己的部下。退到长江边的约十万中国守军，以及无数盲目跟随军队逃来的南京市民，因群龙无首而陷入一片混乱，最终都被日军俘虏，惨遭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