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 | 鉴片工场 ©《长安的荔枝》电影海报

作者 | 张力卜

在2025年暑期档的激烈角逐中，大鹏执导的《长安的荔枝》以黑马之姿引发广泛讨论。这部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的作品，通过唐代小吏李善德为杨贵妃转运荔枝的荒诞任务，构建了一幅权力运作与人性挣扎的浮世绘。影片融合历史考据与现代视角，以“古装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打破传统古装片的叙事窠臼，同时也因演员表演、主题表达等方面的争议成为舆论焦点。

#电影长安的荔枝#下文笔者将从“导演风格演变、演员表演解析、主题隐喻建构，”三个维度为大家解析以“一颗荔枝”为叙事支点，构建的一部权力场域中的“个体史诗”之作。

大鹏从喜剧匠人到风格作者的转型之路

董成鹏的导演生涯呈现出清晰的风格进化轨迹，《长安的荔枝》标志着这位以喜剧起家的创作者向作者型导演的关键跨越。2015年的《煎饼侠》作为其导演处女作，受制于预算与创作经验，呈现出网络段子拼接式粗糙喜剧美学，大鹏曾坦言那是“当时能力的极限”。直至2022年《保你平安》，他已初步形成“平民视角+社会议题”的叙事模式，但类型化手法仍显刻意。而《长安的荔枝》通过历史语境的现实主义转译，实现了创作维度的全面升级。

影片最显著的突破在于视觉语言的风格化探索。摄影采用“古装现实主义”美学，摒弃传统古装片富丽堂皇的视觉惯性，转而追求历史场景的粗粝质感与小人物视角的沉浸感。这种反常规的镜头语言，如荔枝园实景拍摄时放弃广角镜头的宏大叙事，改用长焦捕捉人物与环境的微妙关系，恰与影片关注权力压迫下个体命运的主题高度契合。

叙事层面，大鹏延续了其标志性的类型融合策略，但实现了更深层次的有机统一。影片以历史剧为骨架，注入黑色幽默的叙事节奏（如李善德与各级官僚的周旋戏），辅以公路片的结构框架（五千里荔枝转运之路），最终落脚于职场寓言的当代性表达。这种融合不同于《煎饼侠》中喜剧元素的生硬堆砌，而是通过“任务驱动”的核心机制（限时运送荔枝）将多元类型要素重组。值得注意的是，大鹏在自我表演中也完成了角色突破，李善德的懦弱与坚韧被诠释得层次分明，尤其是在驿站独处时的那场独角戏，通过微表情变化展现小人物在体制碾压下的心理崩溃，成为其表演生涯的高光时刻。

创作理念的历史观照与现实投射构成影片的深层特质。大鹏并未将故事简单处理为猎奇的历史揭秘，而是通过李善德的“计算型人格”（反复测算荔枝保鲜方案）与现代职场人的“KPI思维”形成跨时空对话。当李善德对着运送路线图喃喃自语“这哪里是送荔枝，分明是在走流程”时，台词直指当代职场文化中的形式主义弊病。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互文，使这部古装片超越了简单的娱乐功能，获得了社会批判的深度。

权力场域下的角色塑造与演技博弈

《长安的荔枝》的演员阵容呈现出“实力派+流量明星”的混合配置，这种组合既确保了商业号召力，也在表演风格上形成张力。每位演员基于角色定位，在“权力关系图谱”中找到独特的表演坐标，共同构建出唐代官场生态的微观模型。

白客饰演的苏谅，代表着权力体系中的“投机者”角色，其表演呈现出精准的层次递进。作为波斯商人，白客赋予角色精明与市侩的外在特征，谈判场景中快速转动的眼球与不自觉摩挲算盘的手势，活灵活现勾勒出商人本性。但随着剧情推进，他通过细微的表演调整揭示角色的复杂性，在李善德抵押房产时，苏谅嘴角抽动的瞬间流露出内心矛盾；而最终放弃利益协助转运，则通过眼神从狡黠到坚定的转变完成弧光。

庄达菲塑造的阿僮，在山野气息与少女特质间取得微妙平衡。为贴近岭南荔枝园主的身份，演员采用“去偶像化”的表演策略，皮肤刻意晒成古铜色，动作幅度大开大合，尤其是攀爬荔枝树时展现的肢体敏捷性，打破了其以往青春剧角色的刻板印象。但表演争议亦集中于此，部分观众认为她过于强调“野生感”，如争执场景中过于尖锐的语调与夸张的肢体冲突，反而削弱了角色本应具有的质朴感。这种争议折射出年轻演员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普遍困境——“如何在突破自身戏路的同时避免表演痕迹的过度暴露。”

刘俊谦饰演的林邑奴，凭借“沉默的力量”成为影片的隐形支点。作为被贩卖的奴隶，角色台词极少，演员转而通过身体叙事构建人物，虬结的肌肉线条暗示苦难经历，始终低垂的头颅传递顺从，而关键时刻爆发的武力值（如客栈打斗戏）则展现压抑的生命力。这种“以形写神”的表演方式，与影片追求的现实主义美学高度契合。刘俊谦在采访中提到，为塑造角色他进行了三个月的格斗训练，并故意减重15斤以呈现奴隶的羸弱感，这种身体改造型表演为角色增添了可信度。

刘德华的杨国忠，代表着权力顶峰的符号化存在。演员并未落入“脸谱化反派”的窠臼，而是通过精准的细节控制塑造出层次感，批阅公文时轻叩桌面的节奏变化暗示心绪波动，对下属说话时突然贴近的身体距离展现权力威慑，尤其是赐予李善德“银牌”那场戏，眼神中闪过的算计与轻蔑，将权臣的伪善刻画得入木三分。值得玩味的是，刘德华有意采用“舞台化”的表演处理，声调偏高，动作幅度略大，这种风格化处理恰与角色的权力表演性形成互文，暗示杨国忠本质上也是皇权体系中的表演者。

杨幂饰演的郑玉婷，成为影片最大的表演争议点。观众批评集中在“悬浮感”，作为小吏之妻，角色本应具有市井生活的烟火气，但杨幂的精致妆容（高清镜头下可见的医美痕迹）与始终挺直的体态，与粗布襦裙的造型形成违和。关键的送别戏中，她采用“慢镜头流泪”的程式化表演，眼泪滚落的轨迹被网友调侃为“比荔枝保鲜技术更刻意”。这种争议实则反映了流量明星转型正剧面临的结构性困境，长期在古偶剧中形成的表演惯性（如《三生三世》中白浅的“仙气态”），使其难以真正融入现实主义表演体系。

权力、体制与个体命运的现代性解构

《长安的荔枝》超越了简单的历史改编，通过“一颗荔枝的转运之旅”构建起多维度的隐喻系统。影片以精密的叙事设计，将唐代官场生态转化为对现代社会结构性问题的镜像反思，形成兼具历史厚度与现实锐度的主题表达。

权力运作的隐喻系统，构成影片最核心的批判维度。荔枝作为权力符号，其流转过程完整呈现了封建官僚体系的运作逻辑，从杨贵妃的无心之言（“想吃岭南荔枝”），到皇帝的任性决策，再到杨国忠的权力下压，最终转化为李善德的死亡任务，这一链条直指“上行下效”的权力传导机制。影片通过细节刻画揭示权力的表演性：官员们在朝堂上背诵“为民父母”的道德教条，转身却为荔枝转运征用百匹快马；驿站官吏对着空白文书盖章的熟练动作，暗示官僚体系已异化为自我循环的形式主义。尤其精妙的是“银牌”意象的使用，这块象征特权的令牌在不同人手中流转，其价值随权力关系变化而伸缩，最终在边关被小兵不屑丢弃，成为权力虚无性的绝妙隐喻。

职场生存的当代寓言，通过历史情境的创造性转化得以呈现。李善德的“技术官僚”特质与现代白领形成跨时空共鸣，他执着于“最优解”的理性思维（反复计算荔枝保鲜的物流方案），却忽视体制本身的非理性；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一反应是制作PPT向领导汇报困难；甚至在绝望时刻仍试图通过“流程合规”保护自己。这种“专业主义”的悲剧性，在他发现所有努力终为权贵享乐服务时达到顶点。影片借此解构了现代职场文化的神话，李善德的KPI完成度越高，对体制的异化就越深。当他对着转运路线图自嘲“我们不是在送荔枝，是在走流程”时，台词直指当代企业管理中的形式主义顽疾。

个体觉醒的叙事弧光，在权力高压下显现人性微光。李善德的转变并非传统英雄式的反抗，而呈现为更真实的“渐进式觉醒”：从最初为保官位被动接受任务，到途中目睹民夫伤亡后的道德震动，最终在荔枝送达后选择递交辞呈。这个过程中没有戏剧性的爆发，只有在驿站油灯下的彻夜长思，在城门看到平民为荔枝转运让路时的沉默低头，这些“非英雄化”的瞬间，恰恰构成现实主义的力量。影片结尾，李善德归隐岭南的选择具有象征意义：他并未改变体制，却守住了个体尊严，这种“消极自由”的获得，在权力无处不在的封建社会中，已是普通人可能实现的最大胜利。

历史与现代的互文结构，拓展了主题的阐释空间。影片多处设置“历史蒙太奇”，李善德核算路程时的算盘声与现代计算器音效重叠；官员们讨论“荔枝损耗率”的场景切到当代会议室的“成本控制”PPT；甚至杨贵妃品尝荔枝的特写，与现代网红直播吃播的画面形成视觉呼应。这种处理并非简单的后现代拼贴，而是通过历史与当下的对照，揭示某些结构性问题的永恒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对“技术进步”的反思，李善德开发的荔枝保鲜技术（竹筒密封法）在当时具有创新性，却最终服务于权力的奢靡，这与现代科技伦理困境形成尖锐对话。